一、接受西方医学，汇通启蒙阶段(1582～1805年)

西方医学传人我国，始于十六世纪下叶。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来到我国广州。1601年到北京。他在《西国记法》中有关神经学说的论述，是传人我国第一部西方医学的记载。之后又有意太利龙华民、罗雅各，德国人汤若望、邓玉函合译的《人身图说》、《泰西人身说概》、《四体液说》等为我国最早的解剖生理学书籍。这些书籍大部分是由他们西方人译述成中文，少部分译本有我者参与合作，那也是做些文字的修改润色而已。

这些书籍开始受到中者、界少数有识之士的注意和兴趣。如明代医家方以智(1611～1671年)，他不仅同意“脑主记忆”说法，而且企图以西方“四体液说”的理论来解释脉象。他对中西医学的不同之处“随闻、随决、随时录之，以俟日后之会通”。据说，王肯堂的《疡科准绳》所记载的人体骨骼形状和数目，就是在和利玛窦多次交往讨论中受西方解剖学的影响而写成的。还有如王宏翰在《医学原始》中进一步采纳“四体液学说”与理论、脏腑学说融汇，提出“太极元行说”、“命门元神说”，并用西方胎生学理论解释“命门”形成。

在西方医学传人我国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西方天文学并很快被我者全面接受。这一历史事实的成功，首先是因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上层知识分子积极、主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；其次是从明·崇祯到清·咸丰年间，天文学方面的大权(钦天监)几乎一直掌握在欧洲人手里；其三是天文学与医学虽然是我国自然科学中体系庞大而严密，但天文学的变革只涉及少数人，天文学家远没有像医药这样庞大的行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，它对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关系没有医药这样密切。民间黎民所需仅一本历书而已，然历书又不是直接反映天文理论的改革；其四是和医学比较而言，天文是较简单纯粹便于直观的学科，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均超过我国水平。

徐光启在崇祯二年(1629年)七月一日《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》中说：万历年间归化陪臣利玛窦等数辈观光人觐，所携历法等书尤为精密。其所予推交食时刻，分秒不悉验。故四十年议历有监正周子愚呈部乞令陪臣庞迪我、熊三拔等翻译本书令与中历会通归一。”

在祟祯四年.徐光启又进一步发展汇通思想。说：“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，会通之先，先须翻译。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，且又近数十年间所定，其青于蓝，寒于水者十倍前人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