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朝时，中印佛教僧侣往来频繁。我国求法印度的僧徒大都精通药学。如公元六世纪，高僧宋云就向印度人介绍了华佗的医疗事迹。唐代僧人曾在印度居住二十年，用药学为印度人诊治疾病，并介绍、宣传中医药学，如本草学、脉学、延年益寿术等知识，促进了中印医药学的交流。

我国向印度传入药物的时间较早，品种也较多。如人参、茯苓、当归、乌头等，被印人誉为“神州上药”。我国与印度的交通主要是海运，通过海运的药物贸易也十分兴旺，不少药物传入印度后，又再传入阿拉伯地区。如十三世纪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·巴伊塔尔《药草志》中就提到印度有一种叫使君子的药物，来自中国，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地区，是驱小儿蛔虫的良药。

最早将印度医学传入中国的是东汉末年，伊朗国王满屈二世的王子、佛教徒安世高。南北朝时，印度医药随佛教书籍传入中国，到中国的印度人也大多懂得医术，唐时有印度医生来华行医。鉴真大师就曾请印度医生治疗眼病。公元713年，婆罗门僧人曾向唐明皇献长生药仙茅方。在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千金方》等医书中收录了印度的方药和治疗方法。如阿伽圆方、耆婆治病丸、耆婆治恶病方等十余首方剂及天竺按摩术、天竺经论眼等治疗方法。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收录已被翻译成中文的古印度医书就有《婆罗门药方》、《龙树菩萨药方》等十余种数十卷。

自南北朝开始，历代都有印度的药物如龙脑香、象牙、石蜜、犀角等或通过馈赠或作为贡品或成为贸易商品传入我国。古印度医学传入我国后，陶弘景、巢元方、孙思邈等医家曾试图用印度医学理论和中医学理论相汇通的观点，阐明中医学理论。

古印度医学病理学的主要内容是“四大说”，即地水风火。“大”之义为气，认为“一气不调，百一病生，四气不调，合生四百四病”。“四大说”成为了古代中印医学汇通尝试的医家解释病理的基础。

孙思邈根据古印度医学的“四大说”与中医学的病因学，提出了发生疾病的原因有四种：第一种为冷，第二种为气痰，第三种是邪风，第四种是热毒之邪的汇通发病学观点。孙氏还把中医脏腑学说与古印度医学理论进行了汇通，指出：百种疾病离不开五脏，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病，冷热风气四种病因，共产生四百零四种疾病。孙氏把古印度名医耆婆关于天下物类皆是灵药，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的观点，汇通中医药学后，不但影响了孙氏的临证实践，而且对后世中药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大的影响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就明确提出了天下无一物不可以为药的思想和观点。

古印度医药学传入中国后，尽管有些医家对它们进行了研究与汇通的尝试，但古印度医学理论没有对中医药学产生较大的影响，只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中医药学。古印度的药物则成为了中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它们大都收录到了唐朝以后的历代本草著作中，并完全中医药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