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年间，上海某富商患病，群医束手，以为不治。独有一位认为可救，处方数剂，竟告痊愈。富商很感激，出千元求章太炎先生为题一匾，借重以扬其名。太炎手书四字，曰“第三扁鹊”。富商大惑不解，请教于他人，都认为“第三扁鹊”显含贬义，可能是“第二扁鹊”笔误。富商婉求太炎改写，章氏大发脾气，说：“所书无误，医之誉，无过于此者。彼果为名医，必知其义。”且补署落款“章炳麟”(太炎之名)，以坚其信。富商不得已，将书法制匾奉送。医者收到后，喜出望外，高悬于厅堂。原来《史记》中的扁鹊，姓秦名越人，《史记正义》引《八十一难序》云：“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，仍号之为扁鹊”，已经是“第二扁鹊”了，故誉某医为“第三扁鹊”并没有错。章太炎满腹经纶，焉能不知此等学问。此是一段趣话，借此谈谈有关名医与匾额的故事。

自古就有患者为表谢意送医者牌匾。“妙手回春”、“悬壶济世”、“杏林春暖”等等匾额，着实可令厅堂蓬壁生辉。如果牌匾出自名家或权贵之手，其份量自然非同一般，常常寓含着一段历史，彰扬着医者的美名……

龚廷贤(1522～1619年)，江西金溪县人，曾任太医院吏目。明万历21年，鲁敬王朱寿曾之妃张氏,患腹胀如鼓,左胁积块刺痛,坐卧不宁,昼夜不寝,痰嗽喘促,饮食不进,诸医罔效。召廷贤诊治,服药百剂，苦楚全消。鲁王大喜，称之为国手，钦赐匾额一方，题曰“医林状元”。是医学史上获得“状元”荣誉称号的第一位医生。廷贤墓地在今抚州市金溪县，墓碑上刻着“明太医院御医医林状元龚廷贤墓”字样。

1916年，孙中山赴绍兴视察时，陪同前往的胡汉民先生患病，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，服药治疗，一剂即愈，孙中山手书“救民疾苦”四字相赠。绍兴文人刘大白也拟了一联相赠：“未必逢凶化，何曾起死回。”横额“集腋成”，合在一起即隐含“裘吉生”三字。1929年，全国界奋起反对汪精卫“取缔案”，当时会场里和报纸上都悬挂和刊登了孙中山先生的这幅题辞，影响之大，自不待言。

孙中山先生还曾为沪上名医丁甘仁题匾。丁甘仁热心公益事业，济世扶贫，作出许多善举，时人颇有口碑。他在沪南、沪北创办了两所广益中医院，主要为了嘉惠贫困病人。丁氏每诊仅收1角（当时丁氏诊金一般为1、2元），即可免费得药一帖。由于丁氏善举影响，又有多医慷慨解囊，创设了仁济善堂、联义善会等多家施医所，广济大众，流泽无穷。孙中山感其诚德，亲书“博施济众”匾额嘉勉之，其匾即悬于丁氏诊室大厅正中，足以令蓬壁生辉。

张简斋（1880～1950年），民国时南京“首席名医”，中医界有“南张北施”之说，即南方的张简斋，北方的施今墨，俱为国手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“当世医宗”一匾赠与张简斋，也算实至名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