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思恭

戴思恭从小就深受家庭环境影响，博学广纳，勤奋向上。元至正三年（1343），戴思恭与弟思温随其父徒步到义乌，一同拜在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朱震亨（字丹溪）门下，当时受业于朱门的弟子有很多，由于戴思恭颖悟绝伦，刻苦好学，所以最受朱氏的赏识，得到的传授最为精深。其父不幸早卒，其后戴思恭学成回乡，以其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江浙一带。戴氏还从罗知悌学过医。

明朝洪武年间，戴思恭被征为正八品御医，授迪功郎，由于他的疗效特别好，所以明太祖朱元璋非常看重他。洪武三十一年（公元1398年）五月，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，下令逮捕医官，唯独慰勉戴思恭说：“你是仁义人，不要怕。”仍重用他。不久，明太祖病逝，建文帝即位，将诸侍医治罪，独提升戴氏为太医院史。到永乐初年（公元1403年）以老辞归乡里。三年后再次被征召入朝，因他与当时的皇帝朱棣有旧交，并为他治愈过寄生虫病，所以免去了他的跪拜礼，年底又告老还乡，十天后病逝，享年八十二岁，葬于浦江独秀山。戴氏一生尊重丹溪，去世前，“犹不忘祭奠先师之墓”。

与戴思恭同乡同时代的宋濂的《宋学士文集·翰苑续集》中，有多则其医案记载。

戴思恭的叔叔戴仲帝六月患大热，面色发红口中说胡话，身上发红斑，其他医生投以通腑攻里的泻下剂大承气汤，而身热更高了。思恭诊其脉后说：“左右手脉都虚浮无力，不是真热，张子和说过‘当解表而勿攻里’，此证与之相似，须用发汗的方法。”便用附子、、、等做为方剂，放置稍凉后喝下，出一身大汗而痊愈。

松江有一个叫朱仲文的，秋季非常怕冷，常穿多重丝棉衣保暖，饮食必须热得如开水才能咽下。否则，即使是吃微热的东西也要吐出来。其他医生都辨其证为“脾胃虚寒”而授以“胡椒煮伏雌法”，每日吃鸡三只以温养脾胃，但经一段时间的治疗后，其病情不见减轻反而加重，戴思恭诊其脉后说：“他的脉数而大，且不虚弱，刘完素说过：‘火极似水’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胡椒发阴经之火，难能助痰，只会加重他的病情，于是用大承气汤泻之，日夜泻二十余次，棉衣减半，再以导痰汤加竹沥调服而痊愈。

以上两案中都提出到了大承气汤，这是个通腑攻里的泻下峻剂，用于治疗因阳明腑实所致的发热、大便不通、腹痛、腹胀为主症的病证，医案一中患者虽表现为阳明腑实之证，但戴思恭诊其脉后认为患者的左右手脉都虚浮无力，不是阳明腑实的实脉，而似张子和所说的“表证”，于是投以附子、等大热药而热息病愈。案二中患者表现为一派脾胃阳虚之证，但戴氏诊其脉后认为他的证候并非阳虚，而是阳热到了极点而格阴于外，故表现为阳虚阴盛的征象，而治以大承气汤峻下并用导痰剂善后而愈。两案中一似大承气汤证而反用一派大热药，而另一似脾肾阳虚证而用大承气汤，从中可以看出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深的医术了。

戴氏曾为苏州朱子明的妻子治病，该妇常常长声喊叫数十声，反复发作，人们都认为是厉鬼附身所致，戴氏诊其脉察其证后，认为是痰闭于上火郁而发，于是投以峻烈的涌吐剂，吐出了许多胶粘痰涎而愈。

又治留守卫吏陆某患病发烧，幻视见鬼神，手足掣动，其他医生予清心汤无效，遂邀戴思恭诊治，他说：“这位患者形神疲惫而且面色无光泽，并非实热，而是虚热之象，当宗李杲的甘温除大热之法，即是《》中所说的‘损者温之’之法。”投以参芪等甘温之剂而转危为安。

上述四例均属奇难病症，戴思恭在了解别的大夫治疗方法的基础上，认真地诊察病人，掌握病情，特别是四案中有三案都特别提出到了脉象，脉症合参，辨证精当，大胆投药，无不应手奏效，其医术可见一斑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虽然对朱丹溪的心法参悟最深，但也善于灵活运用河间、子和、东垣之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，所以其医名更甚。

浦江宋濂学士，于《宋学士文集·翰苑续集》中撰文称赞戴氏医术高妙，非一般医生可及，文中认为：祖国医药学源于《》，以后直到宋代钱仲阳才发展了理论，学的再一次大发展是金元时代的张子和、刘完素、李杲诸家努力的结果。朱丹溪之学得之于刘完素，朱丹溪再传于戴原礼，长江以南的医学从戴氏始本于《》。从中可以看出戴思恭当时的医名。

戴氏的著作有《证治要诀》十二卷；《证治要诀类方》四卷；《推求师意》二卷；以及校补《金匮钩玄》三卷。

戴氏的医学见解，主要是阐发其师朱丹溪的主张，他在丹溪学术思想指导下，往往能透过师承而加以发挥。丹溪说，“气有余便是火”，戴氏补充说：“气属阳，动作火”。并称“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，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”。丹溪谓：“人身诸病，多生于郁”。戴氏引申后，对六郁辨证及治法，都很精审。指出传化失常是致郁关键，在郁证中又以中焦致郁居多，深化了丹溪六郁之说。戴氏对刘完素、张子和、李东垣诸家说，俱深入钻研，择善而从，不拘一家，无门户之见。

戴氏承丹溪之学而最得其传，对丹溪未竟之论予以补充、发挥，不愧为丹溪高足。其学术思想主要在于对气、血、痰、郁四者的论述。戴氏治病，能凭脉辨证，极为精确，处方用药，也极为高超。不愧为一“学纯粹而识深远”的医学大家。

戴思恭传授弟子吴中王仲光，仲光曾孙观亦精医。